2010年夏，我住在深圳南边的一间小屋子里。小区是安静的，但是仍有车流日日夜夜在交织声响，闭上眼睛，你会错以为自己听到了海潮的声音。是的，闭上眼睛，常常地就会模糊了事物的真莫道不消魂相。那暧昧的轮廓有如晴好的黄昏里天空中的那种暖晕，面对着如此美好的暧昧，你会想，罢了罢了，真莫道不消魂相又如何，我们还是闭上眼睛吧，这样不也挺好吗？小区里的人们喜欢养狗。我叫不出那么许多狗的种类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时节，狗们开始向往某种晦言的东西。在几个不安宁的白天黑夜之后，我终于适应了犬吠声和平均律的混响，甚至可以恶作剧地换成古尔德的版本，鼓励一下它们加快节奏。一切声音之河，就在我的窗外。
闭上眼睛，你可以嗅到台风的味道。有些微的发腥。强风过后，是不停歇的降雨。湿漉漉地让我想起了江南的黄梅天气。没有去过现时的江南，是不是就可以更为完整地意淫出彼时贺铸的笔下梅子黄时雨呢？那是一种怎样奇怪的天气啊。在南国，这一切都要来得酷烈。一会儿是日光倾城，一会儿是暴雨淹城。这是一种酷烈的美感，淋漓尽致，拒绝折衷。你有没有看到，那湿气在一寸寸地爬上你的眉心。于是你的眼神不复完整，皆因湿气弥漫。
反反复复的同一个梦，让我梦得失却耐性，心生厌恶。
当然，场景总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一个房间，孤闭的独居。我想这还需要梦吗？一点超越现实的意味也没有。
我就这样，在梦里住过若干个陌生的房间，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是与我现实当中住的房间相类似的。从室内的装饰来看，它们都要老旧得多。都还是那种早已被淘汰的推开向外的窗户，残存着一点点可怜的绿色的漆，在等待着又一场大雨的洗褪。小时候，爸爸妈妈上班去了，我一个人无聊至极，就总是趴在窗边向外看。那时，四层的医院职工宿舍楼在周围一片两层小民房中还颇有一点傲视群雄的意思，我家又刚好分到了第四层，所以从我的窗口望出去，净是别人家的屋顶和天台。我有时会冲着上天台晒被子衣服的人喊喊，有时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走来走去，揣测一下他们的生活。每年夏季台风时节，暴雨总会泼打到窗户上，长此以往，木窗棱净是一股腐朽的味道，它们把窗外的风景隔成了断裂的一帧帧画面。因为离窗户靠得近，于是那股似有若无的烂木头味道便中记忆中留了下来，挥之不去。
因为这部20分钟的短片，让对《二十四城记》有点失望的我觉得，贾导还未江郎才尽。
两男两女四个旧窗因为恩师的生日而重聚古城。寥寥几处场景道出毕业十年的缱绻。
读中文系的人
中文系是一种情怀。相对于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来说，文学是最为平民化的一种艺术了。文学的敞开性是它的一个迷人之处。凡识字者皆可阅读，皆可写作。所以很多像我一样既没有家学渊源又没有经过专业的艺术培训的孩子会选择中文系来作为艺术世界的一个入口。当然，我所遇到的相当多的外系学生会觉得，喜欢文学的话自己看书就行了，大可不必选择中文系这种最为“无用”的专业。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无用”的价值感也是中文系对其学子的馈赠。在周围大部分人都在钻研“实用”之道时，中文系的人得耐住他人的鄙夷和自身的焦虑，才能在“故纸堆”上站稳脚跟并保持头脑清醒。于是，中文系的人在深感自卑的同时，也在他人的眼光中建立起一种奇怪的自豪感。许多中文系的人以怪人自许，这可以算是对中文系的一种深深认同吧。相信很多中文人在看到林文月先生以《读中文系的人》为名的散文集时，也会有如我一般的温暖情怀。
开书店和办刊物是中文系学生最典型的理想主义诉求方式。而这两样事情，本人都有幸地掺和过。有些梦想我们穷其一生大抵都只是捕风，或者扑空。在老师的介绍中，我们知道这四个人当年也都是典型的文学青年，写过诗，办过刊物，刊物的名字也像所有中文系学生刊物的名字一样有种可笑的“大而无当”：这一代。王宏伟作为货真价实的文学系学生，是他们这本刊物的主编，从他们的只言片语里可知他当年的风头劲健。我猜这很有可能是这位貌不惊人的家伙当年能追到美女郝蕾的原因吧，呵呵。当年，他们刊物的命运也跟大部分中文系学生刊物的命运一样，第一期也便是最后一期。十年之后，他们已经不谈文学，而是边打麻将边谈起儿女。他们也跟大部分毕业若干年的中文系学生一样，将谈论文学视为一种禁忌。就连老师对他们当年所写诗歌所办刊物的缅怀，都只能抱以尴尬和自嘲的笑。
恋曲1990
我不知道1990年的大学生表达爱情的方式是什么样，但从他们在麻将桌上谈论儿女早恋的情况来看（王宏伟说他读小学的儿子向他报告班里的体育委员在搞同性恋，而郝蕾无奈地说笑她读幼儿园的女儿已经有男孩子约请吃饭了），他们当年的爱情方式应该是颇为含蓄的。这四个人中，只有郭晓冬毕业之后留校，至今未娶，住在简陋的单身宿舍里，其他三人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尽管他们当年是两对恋爱中的男女，尽管他们当年有过爱情。
四个人默默无言地随着木船飘荡在古城的河道上，到了一处巷口，王宏伟和郝蕾上了岸。
可以说，这两对旧情人叙旧的方式是颇为不同的。
先是赵涛和郭晓冬这一对：
女：有时候我会想你晚上是怎么过的，连个网线都不安。
男：你呢？躺在老蒙的身边想我吗？
女：是。有时候我和老蒙在一起，感觉特陌生。我怎么会睡在他的身边？
男：知道我吗？我每天都和你在一起。毕业十年了，你是我全部的性幻想。
王宏伟和郝蕾则行至一处水边小亭坐下，郝蕾淡淡地说起已和丈夫分房睡，一年没做佳节又重阳爱了。至于丈夫是不是真的出轨了，她不想弄清楚。
我想应该很少有旧情人叙旧会像赵涛和郭晓冬的对话那么煽情。大部分人会像王宏伟和郝蕾那样，只是幽幽地互相问候各自的家庭和婚姻情况。我们甚至于很难看出他们曾经是恋人，只是郝蕾那句略带撒娇的“你怎么不问我呀？”让我们隐隐感觉这两个人曾经有过的亲密关系。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则是，在表现赵郭一段时，摄影机从未将两人同时收入一个镜头，而是来回摇转于赵郭两人的面部特写；在表现王郝一段时，则用一个镜头表现两人的对话，并将王宏伟的窘状呈现出来：他不断地变换着坐姿，不知道该离郝蕾多近。
对于心思敏感的人来说，夜晚总是比白天难捱得多。很多日光底下可以潜藏起来的旧心事却在黑夜里暗涌，情感脆弱，心念难平。性或许是对爱的某种指涉，记忆中虚幻的怀抱会不会比当下现实的怀抱更为温暖？关于爱情，对分离十年的男女来说，你还能期求什么呢？
这种余韵是我不喜欢的，虽然它看上去很美。
但愿不要有怀念。
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奥数比赛，从各班挑选五个同学参加培训，以期中考试成绩为选拔参考。你那次考试考砸了，没被选上，但是数学老师觉得你平时的成绩还不错，让你也去参加培训。第一次培训，是隔壁班数学老师上的课。你没多想，懵懵地去了，不过你似乎意识到什么，自己静静地挑了一个位置，坐在你们班同学的最后面。上课了，老师走进教室，扫了一眼课室里的同学，很快说到：“五班怎么多了一个人？”你怯怯地举手，跟老师解释。她淡淡地说，不行，你不能来参加培训，选不上就是选不上。然后望了你一眼。你想你会一直记得这个眼神。像是一堆碎玻璃上反射出来的光，特别特别的扎眼。
初中三年级，你去老师家里上辅导课。那天比平时提前了半小时，但是老师没有通知你。结果你一进门，发现其他同学已经围坐一桌在学习了，就你一人迟到。房间里很安静，只有风扇咣当咣当摇转的声音。你的到来使得大家很吃惊，都诧异地看着你。后来老师说，噢我忘了还有你。
尽管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尽管已经学会了用自嘲来解脱那种窒息的感觉，尽管经常在陌生人的眼里显得有些高傲，我还是会发现，那个不知所措的女孩一直停留在我的心里。
原来你一直在这里。
看妹仔的博客，泄露了某些记忆：
昨天上午陪bu上課，恍惚間仿佛鄭虹在講臺上自顧講現當代文學，Alice、艾伊和我三人坐在課室前排。Alice大部份時間小雞啄米瞌睡不醒，艾伊在書本上畫花，我則天馬行空地發呆。是兩年前的事了吧?...每次去鄭虹的電影課總在黑暗裡哭得天昏地暗。再之前艾伊還沒轉過來的時候，只有我和Alice兩人上課，她總愛用我的杯子喝水。後來我跟她說Bu也喝我的水杯，她就再不這樣了。說是過去好久，其實也就幾百天的樣子。人都不在了。
临近毕业，总是会一触即发地想起过去几年校园生活的某些细节。然后濒近一个很微妙的思绪里纠结不出来。作为Alice的我，也是如此。
上次跟世良MUJI妹仔一行中文人前往OCT普语堂吃饭，饭后顺便逛了一下当代艺术中心，还在近期一个展览“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的宣传布幕那里拍了许多“灵异”照片。我感叹说上次来OCT已经是许久之前的事了，良爷回说你应该经常来这里逛才对啊，你们搞艺术的嘛。这话实在让我很雷，啥时候我也被标签成“搞艺术”的了，哈哈。
看了豆瓣上对“从电影看……”这个展览的介绍，着实不知所云，但凡涉及电影，俺还是得去凑凑热闹，于是昨天前往一探究竟。
去得晚，又绕了一段冤路，时间有限，展览只看了一半就到闭馆时间了，只能下次续看。
进馆，看展览前言，着实晕人。回来之后跟MUJI抱怨了一通，她也深有同感。现在但凡艺术展都喜欢在介绍里把一些大理论摆出来糊弄人，我不是说摆理论不好，问题是这些震慑人的理论往往跟展出的艺术作品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昨天的展览前言里，短短一段话就写到了福柯的“权力话语机制”，拉康和麦茨的关于第二电影符号学里的“欲望投射路径”，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诸如此类，估计还有好多我不懂的，没看出来。当代中国艺术似乎是走入一个误区。本来作为这种公共市民展出，应该是向公众解释作品内涵和表现意图的，化繁为简的，现在倒好，拼命往深里装。艺术作品也需要公众的交流，这样的姿态显然是拒绝交流的姿态了。
逛了大概十个作品，三个比较有印象。
曹斐“人民城寨”。“人民城寨是一个浓缩了几乎所有中国当代城市特征的虚拟城市，它是一系列高度自相矛盾的、相互整合的、充满揶揄与质疑的、同时散布极度娱乐和政治意识的新中国画境。在这座虚拟城市中，玩家可以巡航数字海洋，目睹摩天轮旋转之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俯视三峡水库淹没天莫道不消魂安门主人比黄花瘦席台，翻越倾斜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新图腾，纵身跳过围困在汹涌急流中的飞来寺，步行跨越茫茫荒凉的国有东北厂区，最后驻扎北京国家大剧院。同时，你们会看到庞大的喷射飞机机滑越庞大的梯田、裂缝的中央商务区与巍峨的大型超市；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水流入巨大的集装箱厕所，并且通过污水处理系统，最终成为流入海洋上浮动的毛泽东塑像中；而构成2008奥运会主场馆鸟莫道不消魂巢将被汹涌的海水慢慢冲蚀磨损；漂浮在天空中的五星红旗散播着震耳欲聋的噪音，致使雷姆·库哈斯特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彻底崩溃。”
在网上找到了曹斐本人对这件作品的释义。作为一个大项目，艺术家有足够的野心想建立起一座虚拟的次于“城市”的“城寨”。作品里也不乏某些启示性的东西，但作为本人的直观感触则是表达的混乱。我们看到中国翠西抱着她的儿子游走于虚拟的“第二人生”当中，叼着奶嘴的儿子不实发出若干“苏格拉底”式的问题：死是什么？真实与虚假的界限？这些直抵“人生”的问题表述某种程度上扰乱了对于城市建构的想象。当我们看到影像里仿真于现实当中“城中村”的性服务者们、看到尤如选秀一般的市长竞选场面时，相信更多观众会发出会心一笑。批判的视角建制在记录和反照之上，可能是一种更聪明的做法。
陈劭雄“视力矫正器”。这件作品给人的启发似乎非常直接。双眼分别看到一组仿佛是相同的复制的影像，但又不纯粹是。因为B影像是颠倒了角度、延迟了时间的A影像。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无聊时常常自己一个人玩的游戏：轮番用左眼/右眼看同一件静物，感觉它在空间里的某种“位移”，当然，这种“位移”只是我自己的错觉。“视力矫正器”其实指向的是视觉问题。人的视觉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错位”关系永远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杨俊“关于遗忘与记忆的一则短篇”。既非叙事，又非表现的一则短片。一个本雅明笔下的城市的“游手好闲者”（原谅我竟也不自觉地用起了理论），在颠倒了白天/黑夜的城市中穿行，不断地通过画外音向观众传送他的思考与记忆。画面不是内容的图解，而是仅仅成为一种背景，游叠在人物的叙述之外。大量的车流、招牌、霓虹灯建构起关于一个城市的想象。与所有电影一样，给观者留下最深印象的，始终是个体内心私密的记忆。体现在这部短片里，是主人公儿时收到的祖父送给他的一支派克钢笔。我觉得作者很明智地选取了这个角度来引出记忆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去年在马里昂巴》已经让我们震惊地看到了事实上可能并不存在的“记忆”如何被一点一点建构起来的过程，这个命题因为其与现实的暧昧性而特别吸引人。短片的最后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真实与虚构中纠缠并不帮助人们前行。即使你已经对记忆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那又如何？如此的“记忆”已成既定的现实，就算你再去置疑、拆解、乃至重构，已然不复本初。
这是我关于此次展览的某些思考。
最后，感谢陪伴我观展的人。
以洁白如雪的灵魂迎接死亡
读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令我头痛的是要如何来埋葬这一趟可怖的阅读经历。合上书本，我从那假想中的1984年回到现实的2010年，不由得用力地吸一口满腑满肺的清新空气。奥威尔的1948年有没有清新空气呢？彼时大战方止，世界形势仍风云莫测，奥威尔先生在有限的氧气里做着他可怖的未来预半夜凉初透言。温斯顿先生的1984年有没有清新空气呢？这个问题就容易回答多了。出现在小说里最频繁的词汇之一就是浊臭、恶臭、强烈的汗臭……我不禁为奥威尔先生感到悲哀，他对于未来的想象，只能是比当下更糟糕，远为糟糕，甚至连一丁点清新的空气也没有，若果有，也只出现在温斯顿先生描绘的梦中。且不说作为读者的我们读此书时仿似历经精神炼狱，何况奥威尔字斟字酌地写作此书呢？
每一个读《一九八四》的人都会惊叹于奥威尔预半夜凉初透言的准确性，故在此无需赘言。用一句考研政治提纲上背来的话，叫做“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天才的描绘”。当然了，政治提纲说的对象不可能是乔治·奥威尔，而是18-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乔治·奥威尔又何尝不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家”呢？在1948年，斯大林模式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即敏锐地观察并预半夜凉初透言了其后世界的发展模式。而且，正如政治提纲对18-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作的评价一样，即“没有给出科学的发展方案”，奥威尔先生也只是描绘了一场他的梦境，或者说，一场关于人类未来的梦魇，而难以给出任何防止极权主义的方案。于是，你可以想象，1948年的奥威尔先生有多么的绝望。
纵观全书，我觉得在无处不在的监视、谎言、仇恨、物质贫乏、暴力……等恐怖之中，最为让人寒冷彻骨的有两个，一是个人感情的扼杀，一是所谓的“双重思想”。
温斯顿先生已然忘却了母爱。唯有一次，那是在他的灵魂已被“清洗干净”的时候，他记起十来岁时某个大雨如注的下午，和母亲点着蜡烛坐在地板上玩骰子的事情。这是全书不多的美好细节之一。但温斯顿立即告诫自己这是“假记忆”。在那个极权主义的时代，在那个孤独的时代，你只能爱“老大哥”，所有对个人的爱都是假的，不被允许的，甚至存留于思想当中都不行。听听那首歌吧：“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温斯顿和裘利亚真的相互出卖了对方。他们在肉体的极端痛苦和精神的极端惊惧下，不得已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爱情。“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当终极的痛苦即将到来，你真的会希望那个所谓的爱人去代你受罪。没有爱情，没有崇高，没有圣洁。只有卑贱，只有可鄙，只有苟存的本能。
看到这里，我想起那部叫《窃听风暴》的电影。当柏林墙倒塌，昔日的民瑞脑消金兽主德国不复存在，个人在“特殊时期”的档案可以自由查阅时，人们发现，那些写检举信和报告信的，都是自己身边至亲至爱的人。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人人为自己，上帝反众人？
所谓“双重思想”，即是你知道2+2=4，但2+2有时候也可以等于5，或者3，或者其他什么。党有一套非常严密完美的诡辩逻辑，让清醒如温斯顿都不得反驳。既然所有外界的事物都是通过人脑反映出来的，那么如2+2=4一样，为什么人脑就不能认为2+2=5呢？
一个人在历史上存在过，你为什么就当即忘了他存在过这回事呢？一切皆在于你的头脑，你的思想，所以党专门控制你的思想，那就等于控制了一切。
温斯顿先生自以为掌握了那三个被以叛国罪处治的核心党员原本无罪的物证，但随着照片飞入“忘怀洞“，一切化为乌有。
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里开头便写到被以叛国罪处以绞刑的共人比黄花瘦产党人克莱门蒂斯在历史上存在过的证据，便只剩下他关怀备至地戴在哥特瓦尔德同志头上的那顶帽子。我们该如何对待这荒诞不经的历史呢？昆德拉教我们“笑着忘掉这一切”，他把这所有荒诞不经的事情集结在一起，是曰《笑忘录》。
乔治·奥威尔的做法呢？那便是双重思想。既然“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所谓的“真理部”里每天都在生产着成千上万的谎言，那么，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是真理？既然历史事实可以是介于忘或不忘之间的“双重思想”，那么我们的科学自然定律也未尝不可。
如此，有没有希望可以摧毁这个没有人性的恐怖的世界呢？书中给出了一个虚拟的反党组织“兄弟会”。但，假如党是非正义的，那么反党的兄弟会是不是就代表着以正义对抗非正义呢？奥威尔先生不给我们这种希望。且看看温斯顿“宣誓”效忠于兄弟会时说的话吧：
“你们准备欺骗、伪造、讹诈、腐蚀儿童心灵、贩卖成瘾毒薄雾浓云愁永昼品、鼓励卖淫、传染花柳病——凡是能够引起腐化堕落和削弱党的力量的事都准备做吗？”
“是的。”
“比如，如果把硝镪水撒在一个孩子的脸上能够促进我们的事业，你们准备这么做吗？”
“是的。”
……
如果是通过诸如此种方式进行“革莫道不消魂命”，那仍旧等同于以暴权推翻另一个暴权，以非人性推翻另一个非人性。
没有希望的未来。
温斯顿先生经过个人感情的泯灭和双重思想的洗礼，终于可以以“洁白如雪”的灵魂迎接他那期盼已久的死亡。
收到你在呼市发来的彩信。黄昏的街道，辉煌的灯火，圆圆的穹顶。
感觉甚为奇妙。同一个时间，在南国的我却得以窥见北国的天空。
呼和浩特在我的印象中，色调是蒙了一层灰的艳丽。
谢谢你，让我得以回想起十年前那个首次外出旅行的小女孩惊奇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