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由李健吾先生翻译的《包法利夫人》的封底上，赫然印着这样一句：依照小说模式设计自己生活的爱玛，是一个警戒，而不是一种诱惑。

说实在的，这话着实让我啼笑皆非。不是因为它的谬误，相反，我完全同意它的观点，而是这句话放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所偶然形成的荒诞感。吊诡之处在于，编者或许是出于一番好意写出的提醒，但被提醒者的角色在今日却是缺席的。假如在当今还有那么些包法利夫人们需要被提醒，我们还真不知道这是幸抑或是不幸。这句话放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书籍封底上或许还有得一说，但放在已然浸淫在市场经济潮流中已有一段时日的2003年来说，总有点像是拿着高音喇叭站在空无一人的礼堂舞台上高喊那般傻冒。

在今天，甚至我们都开始怀念起那么一小撮曾经被我们抱以嘲笑态度观望的包法利夫人们了。那么我在这里想要陈述的另一个观点是，依照小说模式设计自己生活的爱玛，是一种诱惑。

爱玛是个典型的从外省风俗中塑造起来的人物。在她的身上，我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联系到另一个外省青年：于连·拉莫尔。这样的两个人物，曾经用他们的天真和激情去挑衅对梦想无动于衷的现实生活，他们不自知的悲壮曾经让我们为之感动过一阵子。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

爱玛不仅长在外省，而且长在乡下的农庄。“她读过《保尔和维吉妮》，梦见过小小的竹房子，黑黑的多曼戈，“忠心的”小狗，尤其是一个好心的、情意脉脉的小哥哥，为了给你摘红果子，可以爬上比钟楼还高的大树，为了给你找到鸟窝，可以光着脚在沙滩上跑。”她沉浸在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小说的世界里，是个白日梦患者。转身回望现实生活，对情节索要浪漫，对细节要求精致。因为她是一个“毫无顾虑，有一种天真无邪的胆大神情”的美妙女子，她的这一切要求显得仿佛并不那么过分。于是会有包法利医生那种人来买下这笔让他终其一生都负担不起的“浪漫债”。

在婚后，爱玛很快发现了真实的婚姻生活。它琐细、乏味、一成不变，经不起咀嚼回味，它像她的医生丈夫那样平庸。爱玛失望至极，又无可奈何，她只是想试着慢慢地接受在这样的生活中渐渐老去的事实，但她的心里又隐藏着那么多的不甘，有那么一些火星跳跃在包法利夫人不安的内心，风向适时，就会燎起一场熊熊烈火。

或许这样的女子在19世纪中期的外省里并不鲜见，她们大多数也只是怀抱着那么一点遗憾而垂垂老去罢了。但爱玛和她们的不同在于，爱玛遇上了一场对她的生命而言刻骨铭心的舞会。侯爵邀请医生和他的夫人到他的庄园参加舞会。无疑，那场舞会给爱玛的生活带来了一场小地震。“对舞会的回忆，成了爱玛的重要生活内容”。甚至街上一个卖艺的路人用风琴弹奏出来的乐声，就足以让爱玛整个下午心神不定地沉浸在梦幻的回想之中。“没完没了、狂跳乱舞的音乐在她的头脑里高低起伏；就像印度寺院的舞蹈女郎在花朵铺成的地毯上跳舞一样，她的思想也随着音乐跳跃，左右摇摆，从梦里来，到梦里去，旧恨才下眉头，新愁又上心头。”爱玛的那些火星，就这样被这场舞会撩动了起来。她再也忍受不了在梦幻退却之后显现在眼前的硬邦邦的生活。于是善良天真的医生听从了他的美丽妻子，举家搬到了永镇。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赖昂和罗道耳弗。爱玛爱不爱他们，已经不再重要了。爱玛只是一个“浪漫病”患者，她爱上的，或许仅仅是那一个与平庸的现实截然不同的，有着华美外表的梦。不管是赖昂还是罗道耳弗，都是作为这一个梦幻的承载实体出现在包法利夫人的生活当中。在赖昂和罗道耳弗那里，生活有若小说里那般激情澎湃又精美绝仑。我甚至认为，爱玛其实只是在执着于美。她喜欢美好的一切事物，她迷恋那些精美的装饰品。

她信奉美。恰好不幸的是，她相信爱情是美的化身。

天真的爱玛为着她的美，像飞蛾扑火般无惧。于是当这一切她信奉了多年的东西土崩瓦解之后，爱玛的毁灭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戏剧张力。

“她怅然若失地站着，不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只听到脉搏的跳动。仿佛震耳欲聋的音乐弥漫在田野间。她脚下的泥土比水波还更柔软，犁沟在她后来似乎成了汹涌澎湃的褐色大浪。她头脑中的回忆、想法，也都一下跳了出来，就像烟火散发的万朵金花。她看到了她的父亲，勒合的小房间，她幽会的秘室，还有其他景色。她的神经错乱，害怕起来，好不容易才恢复平静，当然还是模模糊糊的，因为她居然忘记了使她落到这个地步的原因是金钱问题。她只感到爱情的痛苦，一回忆起来，就丧魂失魄，好像伤兵在临死前看到生命从流血的伤口一滴流掉一样。
　  天黑下来了，乌鸦在乱飞。”

爱玛看到了悲剧的高潮，但她毕竟不是自己这出戏的观众，她无法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的“净化”。

“她心里万念皆空，不再在乎人世的欺诈，卑鄙的行径，折磨她的无数贪欲。现在，她也不恨任何人了；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她的思想，人间的闲言碎语，她能听到的只是这颗痛苦的心发出的悲叹哀鸣，断断续续、温温顺顺、朦朦胧胧，好像交响乐逐渐消逝的回声。 ”   

合上书本，看完这出悲剧的，是我们。

也许，我也如福楼拜那般，挚爱可怜的包法利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