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看过现实中的昙花.记得初次知道这种花是在小学的课本上,我忘了是一篇什么课文了,里面说昙花盛开的夜晚,大伙一起秉烛夜游，屏息静气地等待花朵的绽放．
昙花一现．那是一个多么可供发挥的主题．
初二时，某次语文考试的半命题题目是＂我等待……”，我毅然在空白处填上了“昙花开放”。我忘了那篇作文是怎么写的了，大概是说自己追求极致的美，即便它是倏忽而逝。反正矫情得可以。
六年前的一个下午我站在教室的讲台上念自己的这篇作文，我觉得很难为情，于是拼命压低自己的声音。我的不合时宜的紧张来自于我的不合时宜的羞耻感。是的，我觉得在一大群不相干的人面前展露自己心里的话语是一件特别羞耻的事情。2002年，我还不知道有一种叫“博客”的东西存在；那时候，我还非常地不适应在别人的注视下说话做事；那时候，我还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
后来某一次不经意地在网上看到了这张图片。于是把它收藏了起来。后来的后来，我的一个不算很亲密的朋友死于一场意外。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在前一天晚上还跟她通过电话。那是我懂事之后，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暴戾。还有什么叫做，无常。那是一个很喜欢写字的女孩。于是我和另一个朋友筹款为她出了一本小小的纪念册。里面收集了她写的文章，还有大家对她的回忆。那本册子我做得很用心。从排版到编印。原来用以印证一个人短短的十几载春秋的物证，也就是这些回忆与文字。在小册子里面，我特别地用上了这张图片。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的时候能不能认出这种花来，但这张图片却是我对她默默的祭奠。
后来，电脑中毒，格式化，存在C盘里的图片也没有了。
前几天不经意地，又在网上看到这张图片。
尽管过去了三年，依然是不自禁的伤逝。
前天在西门的天桥上买了一把桅子花。它终于经受不住郁热的天气，蔫掉了。包括五个花骨朵。

在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由李健吾先生翻译的《包法利夫人》的封底上，赫然印着这样一句：依照小说模式设计自己生活的爱玛，是一个警戒，而不是一种诱惑。

说实在的，这话着实让我啼笑皆非。不是因为它的谬误，相反，我完全同意它的观点，而是这句话放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所偶然形成的荒诞感。吊诡之处在于，编者或许是出于一番好意写出的提醒，但被提醒者的角色在今日却是缺席的。假如在当今还有那么些包法利夫人们需要被提醒，我们还真不知道这是幸抑或是不幸。这句话放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书籍封底上或许还有得一说，但放在已然浸淫在市场经济潮流中已有一段时日的2003年来说，总有点像是拿着高音喇叭站在空无一人的礼堂舞台上高喊那般傻冒。

在今天，甚至我们都开始怀念起那么一小撮曾经被我们抱以嘲笑态度观望的包法利夫人们了。那么我在这里想要陈述的另一个观点是，依照小说模式设计自己生活的爱玛，是一种诱惑。

爱玛是个典型的从外省风俗中塑造起来的人物。在她的身上，我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联系到另一个外省青年：于连·拉莫尔。这样的两个人物，曾经用他们的天真和激情去挑衅对梦想无动于衷的现实生活，他们不自知的悲壮曾经让我们为之感动过一阵子。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

爱玛不仅长在外省，而且长在乡下的农庄。“她读过《保尔和维吉妮》，梦见过小小的竹房子，黑黑的多曼戈，“忠心的”小狗，尤其是一个好心的、情意脉脉的小哥哥，为了给你摘红果子，可以爬上比钟楼还高的大树，为了给你找到鸟窝，可以光着脚在沙滩上跑。”她沉浸在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小说的世界里，是个白日梦患者。转身回望现实生活，对情节索要浪漫，对细节要求精致。因为她是一个“毫无顾虑，有一种天真无邪的胆大神情”的美妙女子，她的这一切要求显得仿佛并不那么过分。于是会有包法利医生那种人来买下这笔让他终其一生都负担不起的“浪漫债”。

在婚后，爱玛很快发现了真实的婚姻生活。它琐细、乏味、一成不变，经不起咀嚼回味，它像她的医生丈夫那样平庸。爱玛失望至极，又无可奈何，她只是想试着慢慢地接受在这样的生活中渐渐老去的事实，但她的心里又隐藏着那么多的不甘，有那么一些火星跳跃在包法利夫人不安的内心，风向适时，就会燎起一场熊熊烈火。

或许这样的女子在19世纪中期的外省里并不鲜见，她们大多数也只是怀抱着那么一点遗憾而垂垂老去罢了。但爱玛和她们的不同在于，爱玛遇上了一场对她的生命而言刻骨铭心的舞会。侯爵邀请医生和他的夫人到他的庄园参加舞会。无疑，那场舞会给爱玛的生活带来了一场小地震。“对舞会的回忆，成了爱玛的重要生活内容”。甚至街上一个卖艺的路人用风琴弹奏出来的乐声，就足以让爱玛整个下午心神不定地沉浸在梦幻的回想之中。“没完没了、狂跳乱舞的音乐在她的头脑里高低起伏；就像印度寺院的舞蹈女郎在花朵铺成的地毯上跳舞一样，她的思想也随着音乐跳跃，左右摇摆，从梦里来，到梦里去，旧恨才下眉头，新愁又上心头。”爱玛的那些火星，就这样被这场舞会撩动了起来。她再也忍受不了在梦幻退却之后显现在眼前的硬邦邦的生活。于是善良天真的医生听从了他的美丽妻子，举家搬到了永镇。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赖昂和罗道耳弗。爱玛爱不爱他们，已经不再重要了。爱玛只是一个“浪漫病”患者，她爱上的，或许仅仅是那一个与平庸的现实截然不同的，有着华美外表的梦。不管是赖昂还是罗道耳弗，都是作为这一个梦幻的承载实体出现在包法利夫人的生活当中。在赖昂和罗道耳弗那里，生活有若小说里那般激情澎湃又精美绝仑。我甚至认为，爱玛其实只是在执着于美。她喜欢美好的一切事物，她迷恋那些精美的装饰品。

她信奉美。恰好不幸的是，她相信爱情是美的化身。

天真的爱玛为着她的美，像飞蛾扑火般无惧。于是当这一切她信奉了多年的东西土崩瓦解之后，爱玛的毁灭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戏剧张力。

“她怅然若失地站着，不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只听到脉搏的跳动。仿佛震耳欲聋的音乐弥漫在田野间。她脚下的泥土比水波还更柔软，犁沟在她后来似乎成了汹涌澎湃的褐色大浪。她头脑中的回忆、想法，也都一下跳了出来，就像烟火散发的万朵金花。她看到了她的父亲，勒合的小房间，她幽会的秘室，还有其他景色。她的神经错乱，害怕起来，好不容易才恢复平静，当然还是模模糊糊的，因为她居然忘记了使她落到这个地步的原因是金钱问题。她只感到爱情的痛苦，一回忆起来，就丧魂失魄，好像伤兵在临死前看到生命从流血的伤口一滴流掉一样。
　  天黑下来了，乌鸦在乱飞。”

爱玛看到了悲剧的高潮，但她毕竟不是自己这出戏的观众，她无法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的“净化”。

“她心里万念皆空，不再在乎人世的欺诈，卑鄙的行径，折磨她的无数贪欲。现在，她也不恨任何人了；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她的思想，人间的闲言碎语，她能听到的只是这颗痛苦的心发出的悲叹哀鸣，断断续续、温温顺顺、朦朦胧胧，好像交响乐逐渐消逝的回声。 ”   

合上书本，看完这出悲剧的，是我们。

也许，我也如福楼拜那般，挚爱可怜的包法利夫人.

中国人从猫的眼睛里边看时间。

　　有一天，一位传教士在南京郊区散步，发现忘了戴表，就问旁边的一个小男孩什么时间了。

　　那天朝之子先是踌躇了一下，接着便改变了主意，回答说：“我这就告诉您。”

过了一会儿，那孩子出来了。手里抱着一只肥大的狸猫。他就像人们讲的那样，向猫眼里看了看，毫不犹豫地说：“现在还没有到正午呢。”
    确实是如此。

至于我，如果我向美丽的费利娜（猫科动物的名称）俯下身去，她的名字是这样美妙，同时既是她那一类的荣誉，又是我心中的骄傲和精神上的芬芳，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四射的光明中还是在昏暗的阴影中，在她可爱的眼底，我总可以清楚地看到时间，永远不变的时间，广阔、庄严、巨大如空间，不分为分，也不分为秒，——一种钟表上不标明的不变的时间，然而却轻柔得像一声叹息，迅速得像一道目光。

当我的目光停在这美妙的钟盘上时，如果有某个不识趣的人来打搅我，如果某个不正派、不可容忍的精灵，某个不识时务的魔鬼对我说：“你在看什么，那样仔细？你从这动物的眼睛里找什么？你看到时间了吗，浪荡懒惰的凡人？”

我会立刻回答：“是的，我看到了时间；它就是永恒！”

不是吗，太太，一首确有价值的情诗，像您本身那样夸张？实际上，我如此愉快地描绘这自命不凡的奉承的话，作为交换我却不向您要求什么。
     ——波德莱尔